郑朝卿（原重庆市招办副主任）
　　
　　我正式参加招生工作时间不是很长，是从1982年开始的，但在1977年就参与了一些工作。参加这次会议，我的感受是，第一，我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一个城市贫民，可以说是社会最底层，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文盲，靠洗衣服带小孩子的微薄收入把我从小学供到高中。没有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家庭情况要进入大学这个殿堂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公平的选拔制度，我才能够进入大学，所以，在纪念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之际，我深深感到，我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第二个感受，我也是取消高考制度这场灾难的目击者。1964年毕业后，我在重庆一中担任语文教师。重庆一中是重庆最好的学校之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学校遭到严重的破坏，校园几乎被瓜分，学校被破坏的程度真的是惨不忍睹。1972-1976年，我从初二开始带了一届学生，期间，由于整个形势有些变化，学校的风气有所好转，比如，1975年，小平同志整顿教育，学生有了一些学习积极性。但"批邓"一开始，马上就把这种积极性扼杀了。1976年，我当班主任，搞开门办学。由于我教语文，所以这个班就叫语文班，整个学期里一个多月学工，一个多月学农，一个多月批判资产阶级，教学生写小评论、大批判文章、调查报告。这班学生文化程度很低，1977年只有两个学生考上专科。所以，我是取消高考制度这场严重灾难的目击者。第三，我还是恢复高考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变化的见证者。1977年恢复高考，我所在的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师、学生看到希望和未来，思想转的比较快，在高考中为国家输送了很多人才。第四，我也是高考改革的参与者。l 977年，我是重庆市高考语文评卷组的副组长，老师们认真的态度，不讲报酬，以空前未有的热情进行工作。为了考生的一篇作文，我们几位组长经常讨论到深夜。1978年，我在沙坪坝区招办负责政审工作。当时，政审中"左"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我们还是尽力为学生有机会在努力。当时的政审材料千篇一律，我们选择几个比较有特点的，能反映学生长处的材料，推荐几份复印出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市招办也转发了我们的材料。出身的问题，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按政策来办。1982年参加重庆市招办的工作一直到退休。我自己感到，高考制度充满了活力，能够与时俱进。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回顾与高考同行的40多年，我得出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结论，就是高考不能取消，高考必须改革，高考能够改革，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生考试制度一定要在改革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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