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俊（原山东省招办主任）
　　
　　1977年恢复高考时，有几个比较突出和敏感的问题：一个政审，一个体检。政审问题比较共同的意见就是尊重"文革"前高校招生的政审标准。因为根据当时的国情，社会还是能接受的。第二个是体检标准。我们找到了"文革"前的体检标准，能执行的就按照执行，不能执行的遇到问题再说。所以，基本上按照"文革"前的体检标准来执行。政审中有个问题不大好处理，就是"文革"当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黑五类"子女等问题。当时我们在研究，觉得"文革"当中的现实问题，就根据当时的现实结论来定。因为"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山东的形势基本还是稳定的，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都还是"文革"前的老同志，"文革"当中的造反派基本上都调整下去了。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问题不是太大，政审不会显得太突出，体检方面争议比较大，我举个例子：有一个考生上访，这个考生是个女孩子，是济南市的老三届的高中生，考试成绩很好。但左腿肌肉萎缩，细得很明显，萎缩两公分，长短也不一样，济南市体检就按照不合格淘汰了。这个考生找到了我。我正在会议室看材料，找到我说她要上访。我一看这孩子长得很精神，我就问什么事上访?她说不让参加体检。我说这样吧，你围着我的办公桌转一圈。第一圈我没看出毛病来，又转了一圈，我明显地看出有点瘸。她说我当了8年的档车工，为什么高考就不合格?她考的是英语专业。我说你考英语专业可能是涉及当教师形象问题。她说我形象又有什么问题啊?档车工8年我都干下来了，我站在讲台上怎么就不可以当教师呢?我看还算可以，就给济南市招办写了个条子，请他们再重新复查一下。最后我问了一下，这个考生最后去了一个比较好的高校。这就是说有些政策，稍微灵活一些，实事求是地处理一下，就可能挽救一个考生。
　　
　　再一个困难就是工作量相当大。试卷紧张就不用说了，考生量相当大。我们第一年组织考试的时候，几十万考生，我们招生计划仅l万人左右。后来我们就采取印题签的办法，就是试卷省里发样卷，由地市来印。光印题签这一项工作量就相当大。我举个例子，当时烟台地区考生特别多，当时光拉题签，解放牌大卡车装了满满一卡车，往上搬就像搬运工一样，4个人一箱一箱往上举。我记得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当时的公路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就连现在的三级公路也不如。烟台到印题的莱芜一个山区县印刷厂，到那里拉了题以后，完全走的是山路。我记得有一年，走山路的时候，因为山路不是很平，拐弯的时候，拉题的车翻到沟里去了，这就涉及安全问题，还下大雨，紧张得不得了，就请求当地的部队把现场围起来，在就近的地市找一部车，赶快把没碎的试卷装车，碎的装在另外一部车，包括我们运题人员，像押送犯人一样塞入运题车，一起到烟台保密室，一袋一袋处理好，再组织考试。可见，当时工作是相当艰苦，相当困难，要求也非常高。还有保密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印制题目当中，有一次，莱芜地区的一个法警很好奇，说山区印刷厂还关了这么一批人，悄悄地捣鼓什么。还说莱芜地区还有我们法警不能介入的地方吗?他就偷偷进了厂，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吓唬了一顿，进入了警戒区。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也害怕，立即报告我们，我说这怎么行呢?我问他为什么进来，他说因为好奇，还说莱芜地区还有我不能进的地方吗?我说那不行，那就对不起你了，进来以后就不能出去了。后来赶快给莱芜法院的领导打电话，院长亲自来赔礼道歉，把这个法警的生活用品都送来了，一起跟我们把这个题印完。所以，刚开始这些工作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干。但是总的一条，大家目标都非常清楚，就是怎么来把考试的各个环节顺利组织好。
　　
　　我觉得恢复高考前几年的基础打得非常好。基础打得好的原因是，从全国来说，每次招生会都能充分发扬民主，问题都能摆在桌面上充分地讨论。第二就是对特殊考生的照顾，体现了公正公开公平。在当初恢复高考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少数民族考生，在全国招生会上讨论以后，少数民族是单独语言考试，而且地区在划线上给予照顾。当时理解还是不很深刻。现在看，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对全国的团结和稳定，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我非常同意考试的改革。高考的改革是在一步步地进行中。整个30年，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发展和提高。比如说，标准化考试，广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现在主观题，客观题，与当初下决心进行标准化考试有很大关系。
　　
　　总之，我觉得这30年是走的非常顺畅的，当年恢复高考打下的基础是非常好的。高考改革的过程当中，有值得总结的问题，我们是在不断改革和摸索中发展、提高的。30年没出现大的问题，老百姓能够认可，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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