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彤文（北京大学教授）
　　
　　我是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有幸入闱的。入闱这个词是在命题人员中慢慢形成的，实际上就是关禁闭。关在那里两个月，不得跟外界有任何联系。我们这些在大学工作的人，听到邓小平恢复高考，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工农兵学员我也教过，跟他们也很好，甚至有的现在还有联系，不是他们人不好，他们的程度差别太大。20%是小学程度，20%是高中程度。但是从我的感觉，高中不到20％，所以在教课的过程中，不知道自己是教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大学。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确实是存在的，比如一元二次方程解不开，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简化的办法。我说没有再简化的办法了，就这么个公式。他说我属于资产阶级管卡压，所以这个心情有点糊涂了，不知道我们在教什么，教哪个水平。所以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感到很高兴，教育部通知我去入闱，没有一点思想阻力，因为感到可以招好的学生，招有基础的学生了。
　　
　　我写了一个人闱的随笔，现在看起来，甜酸苦辣都有。最苦的一件事是关了禁闭后不能通讯，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家里老人怎样?孩子念书怎么样?学校工作又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信要我立刻回?这些事都是不能想了，想了就会烦的。假如说家里有急事，必须打电话到教育部学生司，学生司到学校，学校再想办法通知家里。这心情是最苦之一。其次呢，我经历了通宵夜战。第一次入闱是在青岛。题目出好以后，排版印刷，当时是铅字，铅字排版每页一盘，非常重，我根本搬不动。校对时有个特别的车间，排版工人带我们命题教师去校对。他们一边排，我们一边校。这样一个通宵下来，我们这些人没有开通宵车的习惯，真是晕头晕脑。因为是铅字，错一个字就要把这个版搬上来重新排一个字，并且心理压力也很大。一个人看着看着就糊涂了，偶尔发现错的时候，心理非常紧张，总会想，有一个错，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错。有的题目一念不顺，怕学生误解，或者有不恰当的地方，感到特别紧张。天亮回去后，睡觉睡不着，只能吃安眠药，这是我第一次吃安眠药。因为第二天晚上还要工作，要连续校对三四个晚上。还有1986年，我们入闱在北京，印刷在保定的监狱印刷厂，负责校对的老师从保定回来时坐囚车，所以校对的老师说，一辈子就坐了这一次囚车。现在的命题已经是计算机，命题在现场就能打印，校对的全组人员都可以参加校对，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囚车、夜战等情况都已经是历史了。另外一个苦处是，入闹以后参考资料不足。我们平时也不想命题的事，接到通知要入闱的时候，往往没几天就要报到了。有时家里总有点私事，学校里面有点公事要安排一下，顾不上想，查一些资料就来不及了，有时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是感到苦恼的事。但是也有乐趣。一是作为领导的学生司和考试中心，总是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工作。我体会，对我们命题人员而言，比较好的环境保密情况比较好，外界的人不知道。比如，1978年命完题后我们上了庐山，差不多有一个月，条件非常好。路上碰到一个系的老师在出差。不打招呼不行。他问我在干什么，只好说是在开一个教材会议，临时说了假话。总之，命题人员在命题工作中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作为命题人员，在高考中是很重要的，任务很重，要有一点不为名不为利的思想。以前的命题老师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有人问我，你参加命题赚了多少钱，我说，我们在命题时还没钱呢，后来才有了一点保密费。应该说，这批同志是很辛苦的。另外，从大学教学的角度，我比较关心生源问题。现在大学是大众化了，但是实际上它是分层次的，研究型的、普通型的、高职型的等。大学的层次有差异，一张考卷要完全区分是有难处的。既然大学是分层次的，能不能考卷也分层次。我觉得现在分省命题，对大学来说是不欢迎的。现在学生层次差异很大，有一个年轻的老师跟我谈，他就碰到去年入学的一个学生，分很高，态度也很好，但是上课非常吃力。我说你仔细了解他哪来的，高考时考的是什么科目。后来一了解，他考的大综合。我个人是觉得大综合不适合高考，因为它题目非常简单，就化学来看，比初中化学多不了什么东西，作为高中会考的题还可能合适。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要求高中生打好全面的基础。我总觉得研究性大学和非研究性大学对高中生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异的，总希望中学生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话当然不太好，不太全面，但是也有它的道理。所以，现在中学课改要减少，要加强素质教育，假如基础的书都念了我没意见，很好。
　　
　　恢复高考确实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对我们大学来说更是重要。我碰到过的外国朋友真佩服我们，说我们高等教育恢复得那么快，并且规模那么大。说高考几百万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考卷，工作量很大，的确是世界水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办。当然，高考也有缺点，但我们能慢慢地完善它。现行考试是取消不了的，但是考试不是唯一的，可能需要其他方面的补充，将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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