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华，男，1956年生，四川平昌人，文学博士，教授。1977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重庆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带头人。民盟中央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杜甫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很久以来，我都有一个愿望，写一写三十年前自己参加的那场考试，写一写自己的大学时代，不为别的，只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是共和国复兴的岁月，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出现转折的时期。
　　
　　当知青的岁月
　　
　　我是75级的高中生，毕业没几天，就听从召唤下乡去了。在那个时候，这是城市青年别无选择的生活道路。我在四川省平昌县泻巴公社一大队当了近三年知青。期间一半时间在公社小学、中学里当代课教师。在那里，我要教的年级和课程都特别多，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从小学的音乐、体育、语文到高中的数学。日子就那样一天一天地过着，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在1975、1976年的时候，大学还是招生的，但是上大学实行的推荐制度。从人才选举制度看，这时的作法倒退了一千年，连汉代的"察举制"都不如，其实质与魏晋时的"门阀世袭制"倒有几分神似。上大学，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新的特权的象征和不正之风的比赛，一种非常普及的腐败。
　　
　　到了1977年，该推荐上学的时候，推荐的事情没有动静。"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一年了。我们也都在私下里猜测，估计形势会有变化，但是具体怎么办，谁都不知道。
　　
　　1977年的秋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还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听见隔壁的一个老教师匆匆忙忙跑过来敲我房门的声音，他喊我："刘知青，你快听!"我赶紧起身开门，听什么呢?学校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新闻，说今年的高考改革了，采取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所有想上大学的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们，无不兴高采烈。
　　
　　后来我想，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人们也不免有所憧憬。但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大革文化之命已达十年之久的年代，"高考、上大学"，对于像我一样的许多人来说，都只能是深藏在心底的一个梦。可是，当实现梦想的机会就那样悄无声息地突然降临的时候，确实是突然之后的狂喜，那种乐开花的心情是旁人所无法体会的。
　　
　　一场不可思议的考试
　　
　　国家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即将来临。时间很紧，身边一些要参加考试的知青纷纷回家复习，全力准备高考。可我还比较保守，心里有些担心：这么短的时间，功课丢了两年多，万一考不上该怎么办呢?虽然仅仅是个代课老师，但是总比当农民在地里千活要轻松一点儿。而且，我所教的班级也比较需要我，一时还找不到人替代。小学校长态度鲜明地告诉我，希望不要中途停课。那时的人们，是很难为了自己的事说走就走的。我再三思量，没有辞去代课老师的工作。
　　
　　于是，我开始了边代课、边复习备考的日子。每周上六天课，课余抓紧看看书。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就飞奔15里路，到县城中学去参加高考补习班，星期天晚上下课后再从县城赶回公社小学，第二天又开始上课。周而复始，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时间比较紧，每周只有那么一点时间集中复习。我通常是在去上县城和往小学赶的那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中，边走路，边把这周复习的知识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一遍。比如数学，每一章每一节的定理、例题等等，都在脑子里快速地想一遍，基本上把一本书的内容全部装在脑中。这就是我在路上复习的办法。
　　
　　久盼的考试渐渐逼近了，可这时发生了一件让现在的人们不可想象的事。
　　
　　当年，我们县要召开一个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是全县的几千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参加的扩大会议。开会期间，他们没有地方住，就要住在县中的教室里面。于是，为了让会议顺利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必须让路，原定的高考考场不能在县城中学里了，便安排两所区中学作考场，全县考生分片下乡去考试。于是，我得去60多里外的一个区中学。可见那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或者准确的讲，是以粮为纲的时代，高考要为一个县的农业会议让路。那个时候不重视高考的程度也由此可见。
　　
　　为了考试，数千的考生必须提前一天远行。我们就像过去赶考的考生一样，一个个带着雨伞、打着背包、背着行李，沿着公路，浩浩荡荡地走路赶考(班车一天仅一班)，那种情景是非常壮观的。那几天，那个区的常年空闲的旅店爆满，还有部分学校教室腾出来作考生临时宿舍。晚上，没有电灯，考生们要复习，只能自己准备煤油灯。当时，我去找了一个墨水瓶，用牙膏皮卷成一个筒，插一根棉线，打二两煤油，做成一个简陋的灯，晚上就靠着那点微弱的光亮复习考试。
　　
　　考试是在非常简陋的教室里进行的，可是考场纪律很好。考完试，考生们归心似箭一路高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散去，大都摸黑走了几个小时，深夜返回各自家中。
　　惊心动魄的30分
　　
　　有意思的是，我们77级考生是不公布成绩的。我们惦记着考试结果，整个春节都寝食难安。于是几个同学就聚在一起，靠抽烟、聊天来打发时间，心里是很苦闷的，谁也不知道究竟能否考上。我已经作好第二次考试的准备了，并且决定考理科。
　　
　　后来，读到大二的时候，我才偶然知道了自己的成绩。当时我四科考了318分，成绩是我们县第一。但是，由于不公布成绩，所以我未能体验到一个小状元的快乐。
　　
　　当时参加阅卷的一个老师在多年后告诉我一件阅卷场上的事儿，给我很大的触动。
　　
　　当时是分地区阅卷，平昌所属的达县地区集中在巴中县阅卷。阅卷场是封闭的，很严格。阅卷中，一位老师发现一个考生的史地卷有一页论述题在装订的时候，被弄丢了，成了无名考卷。那一页上有30分左右的题，如果丢失，该考生就可能丢掉这30分。阅卷场领导在得知此事之后，非常重视，就组织人手把一札札的试卷翻开查找。后来卷子找到了，但不敢确定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为最后一页的字迹有些潦草。最后竟动用了地区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来作笔迹鉴定。经过公安人员的鉴定，确定了卷子的归宿后，就给那位考生加上了近30分。
　　
　　这件事情在达县地区阅卷场上轰动一时，于是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卷子到底是谁的。后来，经领导同意，满足一下阅卷老师的好奇心(谁这么麻烦和这么好的运气)，就查看了考生姓名，发现这正是我的卷子。但是，相关人员必须严格保密。直到我上大学后，参与这一工作的历史阅卷老师才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说："你这张卷子真是惊心动魄啊
　　
　　这个事情让我感触良多，一道题的成绩也关系着一个考生的命运。重庆直辖后，我作了多年重庆市高考阅卷指导委员，语文组组长。我希望所有阅卷教师和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对考生负责，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在此期间自己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其中也有自己的这一段历险的原因吧。
　　
　　事后知道的录取幕后
　　
　　那时，是考前填报志愿。我对大学的情况并不清楚，是教语文的父亲指导我填的，他认为我平时读书和积累情况是可以填报一所重点大学的，同时，也填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我的最大梦想是当记者和作家。当老师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后来西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到后，我当然是欣喜若狂：考上大学了。可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录取，也不是十分顺利的。
　　据说，当时国内顶尖的重点大学的录取线是250分，我们学校(西南师范学院)最低才180分，而我考了318分。按道理说我进入一所重点大学没有问题。可由于我的父母都是老师，属于当时所说的"臭老九"。在1977年的政治背景下，我是属于"出身不好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招生时就根本没有按照志愿送档，而是直接由地区招办将档案送到了"西师"。
　　
　　他们认为，你在学校代课，读西南师范学院很合适。
　　
　　多年后一个当事人告诉我这些真相的时候，我是很吃惊的一一没想到考得这么高；但是也很坦然一一虽然我当时的分数高出重点线许多分，但能上大学我已经很高兴很知足了，并无任何屈才之感。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本已无望且无助的人们来说，突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高等学府，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怎能不产生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呢?这种感觉不是后来的考生们能体验甚至可以想象到的。何况西南师院在西南地区影响很大。作为教师的父母和我的许多中学老师对这所大学也赞誉有加。
　　
　　没有当年高考的变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使得我们这代人读起书来有一种格外的幸福感。
　　
　　在我的心理预期里面，如果没有邓小平复出后力主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改革，我也就最多下乡几年后顶父亲的班，当一名中学老师，过着平凡而普通的日子。好不容易进入大学，我明显感觉到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就倍加珍惜机会，珍惜时间。
　　
　　在我的大学期间，只有星期七，而没有星期日。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甚至是单调的：上课、看书、吃饭、睡觉。每天出门，提着一个开水瓶，拿着饭盒，带着书包。下午下课之后，我一般会在一教楼或三教楼找到一个上自习的地方(多去数学系或历史系的教室)，把我的书包和饭盒、水壶放下,上一会儿自习，然后把书包放在教室里面占位置，拿着饭盒和水壶去游泳池锻炼(主要坚持冬泳)，之后吃饭，之后再提着水瓶去打一壶开水，拿着水壶和饭盒回到教室，在那里继续上自习，一直上到11点钟左右，再回到宿舍里，天天如此。在看露天电影之前，在打饭排队时，在较长的三点一线的行走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在抽空背外语或古典诗文，叽叽咕咕，"目中无人"。
　　
　　大学77、78级的同学基本都是如此。当时，我们这些能够上大学的人，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氛围。于是，就自觉地把个人的未来与祖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大学里表现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持久不衰的对知识的渴望和崇拜。
　　
　　后来的许多事情似乎都顺理成章。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相当多的都是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成为着名学者专家的、做大学院长的也不少，在艺术界也有很多的导演、制片、编剧等，在行政部门一般也多是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在中学任教的人多数是特级教师。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吃过苦，怀着一份感恩之心在努力工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就想尽可能地去回报社会。而我们工作这近三十年，也正是国家用人之际。77级人学生可谓先苦后甜身逢其时。
　　
　　如今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总会想一想在乡下的日子。那时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孤单单的小屋里，房子经常漏雨。披星戴月，下地劳动，常常是饥肠辘辘收工后才开始做饭。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我对"希望渺茫"的真实感受就是这时体验的。正是这样一份经历，让我能够面对现在所有的困难。因为我觉得，再困难的事，和当年的绝望相比，简直就不算什么。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的背景，决定了我们对知识的态度：敬重；对职业的态度：敬业；以及对政治的态度：坚定不移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三十年前的那场考试变革，让我们从身体上行动上心灵上得到了解放，没有当年高考的变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