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两考并置：曲折与流变
　　
　　这里的两考指的是高考和会考。这种科目设置的改革是从1985年上海高考会考试验的开始，到2000年教育部发文决定各省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举行会考为止。
　　
　　文革后恢复高考后不久的几年，在高考导向作用下，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高中毕业生知识结构不完备等问题。会考的设立，是针对由于混淆大学招生的选拔考试与高中毕业的水平考试功能，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的问题。相当多的中学，从高二甚至高一即按高考分类把学生分为文、理班。文科班不学理、化、生，理科班不学政、史、地，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没有完成中学的教学任务，也不能适应科学发展对大学新生的要求。
　　
　　由于录取率低，当时许多年份升人大学的人数只有占同龄人4％左右，高校录取学生在所考科目的文化知识水平远远超出高中毕业水平，许多学生在应考科目的学习上只有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强化训练；许多中学也盲目追求高考水平，挫伤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造成了"高的没学会、低的没学好"。1983年，教育部召开高中工作座谈会，提出应举行高中毕业会考。1984年，教育部学生司与《人民教育》杂志合作，在该杂志开辟专栏讨论高考。其讨论结论指出，高中毕业会考与高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两者混同将会造成一系列弊端，必须分开。
　　
　　1985年，国家教委核准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与会考后高考改革的试验。上海市提出：高中毕业会考是衡量其毕业生是否达到合格水平的考试，考试科目为九门必修课，从高中第一学期到第5学期，学完一门考一门，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报考的合格高中毕业生中，按国家计划选拔新生的考试。
　　
　　会考后高考科目的设置，上海决定语、数、外等为各类学校的必考科目，其他6门必修课(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由招生学校(专业)，任选1门，形成6个科目组。上海市高考由上海市高教局组织命题，作为全国统考的"上海卷"。后来由于高考中生物和地理考试的废止，又减少为4组，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校学生管理司通知中的一段原文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次改革的原貌和初衷："为了促使普通中学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有利于普通高等学校不同专业更合理的选拔人才，上海市1988年将在普通中学各学科全面会考的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在普通高中阶段实行全市统一的全面会考的基础上，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科目减少为4门，科目设置为6组：1)政治、语文、数学、外语；2)语文、数学、外语、历史；3)语文、数学、外语、地理；4)语文、数学、外语、物理；5)语文、数学、外语、化学；6)语文、数学、外语、生物。"[8]
　　
　　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来，6组分科模式其实就是语文、数学、外语3科分别和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的组合。
　　
　　上海试验初步成功之后，海南、云南、湖南相继实行高中毕业会考与会考后高考改革的试验。此后又有河南、湖北等省参加到试验行列中来。在1983年高中工作座谈会后，浙江省即开始在部分中学实行高中毕业会考的试验，1988年后，浙江的实验扩大到本省所有普通高中。
　　
　　1989年，国家教委在《关于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中又提出："在普通高中省级会考的基础上，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科目设置及录取新生办法。(一)考试科目设置：1．必考、选考科目：必考科目：语文，数学；选考科目：政治、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各高等学校根据其专业特点，提出1～2门选考科目建议。国家教委在综合各校建议的基础上，将高考科目编排为若干组，供高等学校暨专业招收新生考试时使用。"[9]
　　
　　经过全国不少省、市的高中毕业会考的试验，于1990年，国家教委召开高中毕业会考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将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与作为水平性考试的高中毕业会考分开，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高中毕业生通过九门必修课的毕业会考，还有思想品德课，英语课和理、化、生实验课的考核，证明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后，才有资格参加高考。
　　
　　1990年，《在关于改革高考科目设置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试行)》中又规定："(一)高考科目设置第一组：政治、语文、历史、外语；第二组：数学、语文、物理、外语；第三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数学、语文、地理、外语。(二)选组与考试。各高等学校暨系科、专业可根据高考科目组的设置情况及各自特点，选择一组高考科目作为考生的应试科目。"[10]次年在湖南、海南、云南3省进行史称"三南方案"高考科目组改革实验。由于第一类组不考数学，第三类组不考语文，这种改革导向导致很多数学、语文基础较差的学生也进入高校，这些学生与其他省份考生相比，明显有着很大的差距，不能导致适应基础学科的学习。因为本次试验过于强调学生的个性，过于忽视学生的共性，此外，考试科目太少，考相关的"个性"太强，科目分组太细，增强了录取操作的复杂性。遭到了学校和考生的反对，试验在第二年停止。
　　
　　会考在全国推行之后，高考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和外语；另一类为选考科目，即由招生的高等学校根据专业学习的特点，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1～2科。考生除参加必考科目的考试外，尚须按所报考学校的要求，参加1～2科的考试，作为一种过渡，绝大多数省份的考试科目仍为两类；在必考科目基础上，文史类加考政治与历史，理工类加考物理和化学。
　　
　　1993年起实行文理两类的"3+2"科目组，即文科：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理科：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3+2"方案实施后，也出现了文理偏科，不均衡发展的情况。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呼吁务必十分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对报考生物系及有关医、农等科系，不得免考生物学，以保证学生来源和今后研究和教学的质量。"[11]可见，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学的持久发展。
　　
　　2000年，教育部发文，会考的举行由各省自行决定。在教育部允许的前提下，2001年，已有一些省份取消了会考。
　　这一时期高考科目设置的特点是：
　　
　　其一，会考从实行之初起，直至教育部发文允许各省自行决定是否举行会考，就遭到教育界和社会的质疑。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会考标准的科学性，会考成绩的信度，会考证书的社会认可度等问题。会考的各学科标准的建立还只是经验性的，尚未达到科学的水准。会考成绩应用于全面评价学校与学生，只是一部分省、市、区做得比较好，多数省份其数据应用效益较差；由于许多学校有意轻会考重高考，不能做到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要求自身，还以会考与高考争时间、争精力而极力贬低、排斥会考；有的地区和学校平时不按高中教学目标进行教与学，会考时才加以应付，导致会考考风在一些地区较差，考试结果可信度远不如高考那样高；造成会考的自我贬值。特别是，由于我国目前就业困难，高中毕业会考的证书在就业中作用难以显现，会考文凭价值不高，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可，高中毕业生这一社会宝贵资源还受不到应有重视。
　　
　　其二，此阶段高考分类及科目设置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细化高考分类，固然可以提高选拔的精度，但却相对减少了选择的机会，也不利于高校全面人才的培养。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在大规模的统一考试中，为维护公平客观的比较，某些科目的设置在公平客观和选拔专才的张力之间，往往会为了维护公平而影响到选拔专才，使考试科目走向统一。在前述的上海方案和"三南"方案中，因科目分组过细，不同科目之间竞争程度不一，难以比较，学生跨类报考和调剂都受到限制，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些方案。
　　
　　其三，此段时间实施较长时间的"3+2"方案所造成的文理偏科现象也极为严重，并受到高校的"质疑"。科目和内容的设置必须要考虑到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受到高校专业特点、能力要求等的限制。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中，高校的考试科目与内容应该带有市场取向，高考科目设置应该具有能反应市场取向型人才应有潜在素质的特征，也应该反应高校自己在为市场人才方面有什么优势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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